地产巨头万科与万达一度平息的“两万纠纷”，再度被推至台前。
企查查信息显示，原告海南万骏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万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相关合同纠纷案将开庭审理，开庭时间为11月3日，将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值得关注的是，海南万骏实际控制人为万科。工商资料显示，万科旗下深圳市盈达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及珠海横琴万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海南万骏管理服务有限公司70%和30%股份。
这场诉讼被视为万科与万达之间，通过司法途径展开的博弈。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双方对簿公堂的原因，还是因2019年双方在长春合作项目时十几亿元的财务纠纷而起，双方此前在2023年就此事进行过诉讼。据了解，上次双方诉讼后万达偿还了一部分资金，但并未全部偿还完毕，这成为双方再次产生纠纷的诱因。
合作生变：从联手开发到股权冻结
这场围绕“长春国际影都”项目合作款产生的分歧启云科技，在双方均面临流动性压力的背景下，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记者了解到，双方纠纷的原因要追溯至2019年。当年万达与长春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决定在当地投资影视文旅项目，彼时，王健林称要投资200亿元，打造“长春国际影都”项目。
万达随后引入万科共同开发“长春国际影都”项目，其中万达负责文旅板块，万科负责住宅板块。工商资料显示，2020年海南万骏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通过增资方式进入长春北方影都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5％。
双方达成合作后，海南万骏于2019年9月和2020年6月先后两次向万达子公司万达地产支付了共50亿元合作款。但在2021年6月，万科出于多种原因，决定提前终止合作。
据悉，万达已返还万科52.4亿元资金，但双方在投资款善后问题上存在分歧，由此引发了财务纠纷。
2023年6月5日，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万科集团申请冻结了大连万达集团持有的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约19.79亿元股权，股权冻结期限至2026年6月4日，为期三年。
彼时正值珠海万达商管第四次递交招股书的关键阶段，该冻结引发市场高度关注。对于股权被冻结，万达集团当时表示，双方在长春项目中存在约10余亿元财务纠纷。
当时国务院国资委法律顾问、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针对“两万纠纷”接连发表视频节目，呼吁王健林与郁亮达成和解。
“这次两万纠纷启云科技，王健林找到我，我最初并不想管，但当我看到法院锁住了大连商管19.8亿股权，我大惊失色。一般人看不懂，但我们这些内行知道，这19.8亿背后的1200亿元净资产，是整个万达近1/3的净资产。”刘纪鹏称。
万达方面当时也表示，万科冻结万达商管19亿股权，大幅超过双方财务纠纷金额。
刘纪鹏认为，这笔股权冻结将对珠海万达商管的上市产生影响。“股权冻结首先意味着万达的上市发行REITs基金将被迟滞。”
争议背后的罗生门
万达与万科纠纷的具体原因，主要是在争议金额方面，双方各执一词，计算方式截然不同。
据刘纪鹏透露，万科的观点是，万达已支付的52.4亿元款项中，有本金40亿元，12.4亿元是对这50亿元资金使用大约两年半的利息。本次诉讼，万科再次追索的13.8亿元中，10亿元是本金，利息是493万元，罚息是3.77亿元。
万达的观点则是，万达不认同再支付给万科13.8亿元。50亿元的本金使用了两年半，已经全部归还，并支付了2.4亿的收益。之所以没按合同约定的利息支付，是因为两点原因，首先万达单独承担了大约100亿元左右的基础设施配套投资；其次，万科取得的68万平方米土地，折合楼面价约3300元/平方米，而相邻华润集团的地块楼面价约5700元/平方米，因此，万科每平方米便宜了2400元。68万平方米乘以2400元/平方米，万科享受了16.3亿元万达为其付出的土地成本优惠。
万达认为，2.4亿加上16.3亿就是18.7亿，按照两年半的使用时间，来自于万达投资成本的节省和投资收益的回报，合计为37.4%。如果再支付13.8亿，那两年半万科的收益将达到32.5亿，投资回报率高达65%。因此，万达不认同再支付给万科13.8亿。
当时，刘纪鹏认为，“双方对于这场诉讼金额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双方可在此区间内进行协商、谈判。”
于当年7月27日，财联社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万科集团与万达集团在长春国际影都合作项目中产生的资金纠纷已基本达成和解。
“双方对于诉讼金额的差距并不大，由于万达商管对于解除股权冻结比较迫切，因此会在较快时间内达成和解。”一位房地产行业分析师曾表示。
双方之后未就此事进行过公开发言，据了解，万达在此后偿还过一部分利息，但并未全部偿还。
随着万达、万科近期均面临显著的债务压力、频繁出售资产，双方对资金的需求更为迫切，导致纠纷未能彻底解决，最终再次走向对簿公堂。
业内人士认为，从携手合作到对簿公堂，“两万”之间的这场纠纷不仅是两家企业间的资金博弈，还折射出合作模式中存在一些潜在风险，这种风险在当前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中进一步显露出来。
从最初的战略联手，到合作中止后的反复协商，再到如今纠纷再起，也折射出行业深度调整期中企业面临的困境。而“两万纠纷”最终结果如何，值得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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